门铃响了三次。我通过猫眼看见父亲站在走廊里，鬓发已经花白，背也驼了。旁边站着一个约十五六岁的小男孩，身材瘦高，眉眼与他年轻时极为相似。我握住门把，却没有打开。父亲的声音透过门板传来，带着一丝无奈：“雅静，爸知道你在。开开门，爸跟你说句话就行。”男孩喊了一声：“姐。”我只是在门后沉默不语。此时，门缝里塞进来一张纸。我低头一看，竟然是医院的诊断书，上面写着：薛思聪，急性白血病。步伐声渐行渐远。

我坐在沙发上，目光聚焦在茶几上的那张诊断书。薛思聪，男，15岁，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，建议尽快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。下方还有小字：患者血型B型，家属可进行配型筛查。我盯着“薛思聪”这几个字看了很久，前所未见，直到今天才知道他的存在。十年前，当我离开故乡时，父亲还是那副黑发挺拔的模样，而现在在猫眼里我看到的这个老人，头发已经白了，背也驼了，连敲门的手都抬得勉强。

那个男孩倒是年轻，瘦高，眼睛与父亲如出一辙。我翻开诊断书背面，看到医院的地址和电话，省人民医院，离我们老家几千里。他们跑那么远来找我。手机这时响起，是姑姑薛建英打来的。“雅静，你爸到了？”“到了。”“你开门了？”“没有。”电话那边沉默了几秒，姑姑的叹息带着无奈。“雅静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但那孩子……”我打断她：“姑姑，这孩子跟我没关系。”她沉默了。我握着手机，指头渐渐发白，知道这话语平白无故地硬，但我无能为力。二十年了，我离开家二十年，他从未找过我。如今主动来找我，竟是因为他的儿子重病。

“雅静，”姑姑的声音压低，带着些许心痛。“你妈走那年，你爸的确做得不对。但现在……”我打断她：“姑姑，请你别再说了。”挂断电话后，屋内恢复宁静。窗外是南方城市的傍晚，楼下有遛狗的人，小孩在叫妈妈。我起身走到阳台，微微推开窗户，空气中夹杂着香喷喷的饭菜味，不知道哪个家在炒辣椒，呛得我眼睛发酸。

我回到客厅，重新捡起那张诊断书。血型是B型，而我父亲是O型。我记得清楚，他曾经献过血，回来时向我母亲炫耀自己是万能血，母亲笑着回应要他多多献血。我不知道魏芳芳是什么血型，但O型和A型不可能生出B型的孩子。这个想法在我脑中闪过，我却不愿再深入思考。我拿起手机，给女儿打了个电话，她在外婆家做作业，接通后问我：“妈，你什么时候来接我？”“明天。”“外公找到你了吗？”我一愣，“谁告诉你的？”“外婆说的，她说外公从老家来了，带着个小弟弟。”我握着手机，半天说不出话。“妈？”“没事，明天我去接你。”挂了电话后，我将诊断书折叠好，放进茶几下的抽屉，去厨房煮了一碗面，却吃不下去，最后把它倒掉，清洗了碗，洗了澡，躺上床。

辗转反侧到半夜，我依然无法入睡。母亲的身影在脑海中浮现，想起她在医院的模样，瘦得如同一架骨架，手上插着针，依旧叮嘱我：“雅静，你要好好学习，考出去，别再回来。”那年我高三，母亲在春天被确诊。父亲说忙于运输，无法回家。那段时间我独自在医院和学校之间奔波，早上五点为母亲送饭后才去上学，中午午休时去医院，晚上晚自习后再陪母亲。姑姑偶尔替我守夜。

有一次，母亲拉着我的手说：“你爸把存折拿走了。”我询问她拿存折做什么，她说：“他说为了生意周转，过两天就还。”那本存折里有八万块，是母亲攒了半辈子的钱，原本是为了我上大学的。后来母亲需要化疗，我去找父亲要，父亲却说生意亏损，没钱。我不相信，去查看存折，里面只剩下三十二块。回到医院时，母亲看了存折，什么也没说。她将脸转向墙壁，肩膀微微颤抖，之后便不再动了。从那以后，她再未提及化疗的事。医生说她的状况可以手术，但费用需要十几万，而母亲却决定留着钱给我上大学。

我跪在她床前恳求，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道：“雅静，妈这一辈子就这样了，你必须走出去。”那年七月，母亲离世，父亲来参加葬礼，待了不到两个小时，穿着新夹克，头发油光锃亮。我站在灵堂外，看着他与亲戚们打招呼，如同无事人一样。葬礼结束第三天，他带着魏芳芳回了家。再见到她时，她穿着高跟鞋，踩在母亲擦过的地板上，发出咯噔声，抱怨房子太旧，要重新装修，父亲对此却欣然同意。

我独自呆在房间，把门反锁，开始收拾东西。姑姑来送我，递给我一个信封，里面有两千块。我拒绝，但她却坚持硬塞进我包里。“雅静，你爸……”我打断她。“姑姑，别再提了。”她压低声音说：“魏芳芳以前与个叫薛国兴的有一腿，那时你爸跑长途，根本不清楚。”我默默地将信封放好，不再接话。“你爸现在被她完全控制，我说啥他都不听。”我背上包，毅然走掉，坐了一夜火车，来到南方，自此再未回过故乡。那一年，我刚满十八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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